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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介于南北之间，四川的军阀免不了受南北军事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以北方支持的杨森与南方支持的熊克武为例子。

杨森原来拥护南方的省自治运动。自治失败之后，他投靠反对自治的吴佩孚和萧耀南。在吴佩孚放弃了和平统一改用武力统一政策的时候，也正是长芦盐和淮盐在鄂西跟川盐竞争的时候。川盐如果失去了“楚岸”（鄂西的市场），某些四川军人的收入和四川的政局安定就会受到影响；长芦盐来自直隶，淮盐来自江苏，如果不能恢复它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楚岸”，直系军队尤其是在江苏面对上海、浙江皖系军队的直系军队也会受影响。吴佩孚在1922年左右的战略是先解决四川问题，然后处理江浙问题。他利用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三个工具是杨森、刘存厚和驻川黔军领袖袁祖铭。吴佩孚在中原的势力增加，杨森在四川的势力也增加。到1924年，他竟想统一全川。吴佩孚在1925年的失败，也就是杨森在刘湘、袁祖铭攻击之下失败的序幕。

熊克武的势力在1920年攻打滇黔军的战役中扩大了，他又在1921年攻击亲近北方的刘存厚战役中成为四川最强大的军人。接着滇军顾品珍回到云南挑动了反对唐继尧的战争，广东陈炯明发动了反对孙中山的战争，南方的势力衰颓，不能兼顾四川，于是熊克武的势力也衰退，终究在川军和袁祖铭的黔军压迫之下而在1924年离开了四川，变成了一支无家可归的“客军”。

这以后不久南北军队卷入北伐战争，这样四川才摆脱了外界的干涉，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是川军的四个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分割了四川，直到###和中央军入川的时候。

湖南：湖南卷入南北之争是1913年“第二次革命”以后的事。谭延闿势力退出，袁世凯势力就伸入湖南。在反袁之战时，桂军陆荣廷的军队到湖南帮助南军清除北方军队，这样就挑动了段祺瑞在1917—1920年之间以武力征服湖南的政策。1918年北军在直隶的曹锟和山东的张怀芝率领下，派了张敬尧的第七师和吴佩孚的第三师以及其他的北军入湘。同时，桂军也入湘支持赵恒惕的湖南军队。南北双方的问题都很复杂，南北两支军队之中有许多裂痕。那些变化多端的局面，留待下一章分析。但1920年吴佩孚回军北上，北军在湖南的势力就急剧地减退。在南方势力统治下的湖南分作十二个防区，情形颇似四川。受桂军和粤军支持的南方在湘势力分为赵恒惕、陈嘉佑、程潜、谭延闿和在湘西的几个派系，彼此之间找不出一个调解合作的公式。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吴佩孚的北方势力一个再伸入湖南的机会。赵恒惕为了应付其他派系的军队，乃借用坐镇湖北的吴佩孚的北方军。于是赵恒惕在湖南的盛衰，反映着吴佩孚在中原的盛衰和国民党在南方的盛衰。这样的局面继续到1926年吴佩孚势力的最后消灭与蒋介石北伐战役在湖南成功的时候。

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后，接着主张武力统一的是奉系的张作霖和国民党的孙中山与蒋介石。北伐在表面上是武力统一政策的一个成就，但北伐之后，中国仍然为各派系的军力所分割。

主和，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这是1916年7月14日肇庆军务院取消后中国的一线和平希望。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同时，冯国璋总统力主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他在1917—1918年，愿意将川事交川滇黔，借以分化南方三省的团结，中立唐继尧。他也主张湘人治湘、粤人治粤，这样来孤立广西的陆荣廷。冯国璋的战略跟段祺瑞不让桂军驻湘粤、滇黔军驻四川的战略很不相同。段祺瑞要求的是北方军队占川、湘，进图云、桂。冯国璋的和平工作，因为段祺瑞侵入川湘和南方势力在陕西、福建的反攻而流产。

欧战结束之后，新总统徐世昌又努力找出一个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方案。但症结的问题在：（一）段祺瑞借参加欧战的名义而训练的参战军是否能解散或改编？（二）在广州集合重开的旧国会和在北京选举召开的新国会是否都取消，另组其他的会议来讨论和决定一个和平方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席上，这两个问题绝无调和的可能。甚至在和谈期间，陕西、福建前线上连停战也不可能。

1920年皖系战败，南北再努力于和平。1922年黎元洪总统的努力，在规模上远不如1918—1919年的上海和谈。在黎元洪以前吴佩孚的“国是会议”不过是泡沫似的幻影。

从1916年到1928年，除了很短的时期之外，南北双方都有一种中央政府的组织。两个政府都以国会、立宪、护宪等近代的政治制度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从绅士们的立场看来，南北之争是拥护保卫宪法之争；从军事领袖的立场来看，那是北方想用武力统一、南方想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之争。争夺的对象是土地，用土地来养武装的人民。于是南北之争，跟中国其他的内战一样，是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

因为讨论南北之争，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为什么在陕南、四川、鄂西、湘西南、赣南、闽西北，没有产生一个大军阀，可以统一这些区域，来对付双方的势力和压力？

在这些区域之中，我们前面说过，都存在着防区。防区是南北之争在这些区域中的产物。一经划定了防区，很难把防区统一起来。小的防区不可能产生大的军阀，因为它没有产生大军阀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些区域内的防区不能统一，正如分裂了的中国不能统一一样。分裂了的中国不能提供产生大军事独裁者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得日本大量援助的段祺瑞也缺乏统一中国的力量。

从这一个观点看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必须要同时进行社会经济的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培养一支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才能把统一中国的工作放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那样去分析，未免离开我们的题目太远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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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集中分析的从1912年到1928年的这十六年（也可以说直到1937年，一共二十五年），不断有内战。具体情形跟日本的战国时代差不多。中国在军阀时代的内战和日本在战国时代的内战基本的原因是相同的——战争以争夺土地为目标，争夺土地为的是养兵。中国的大小军阀好像日本的大小大名。1928年以后有了红军，为了农民而争夺土地，中国内战的性质才有了改变。

军阀时期中重要的军阀和军阀的派系，订立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以全国土地为争夺的对象；次要的和小军阀，野心没有那么大，只在一个地方保全势力或向外作有限度的发展，以争夺一小块土地为对象。大体说来，在袁世凯死后到1920年直皖战争以前，北洋军阀统治着从奉天（今辽宁）到浙江沿海各省，黄河流域沿陇海路各省，长江中下游各省，以及东三省、热河、内蒙古。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心是津浦、京汉、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所形成的A字形。铁路水道的交通、长江中下游的资源，以及这个区域内的兵工厂，使这个区域成为统治中国必争的区域。此外，在北洋军阀统治区中，另一个重要地区是南满平原的工业、农业和交通。1920年直皖战前北洋和南方军阀各派势力的分配大概是这样的：

奉系由张作霖领导，在东三省发展，形成一支日渐重要的势力；

皖系由段祺瑞领导，在北京中央政府和上海有相当大的力量，在津浦路沿线有相当大的影响，掌握的省份有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和陕西；

在形成中的直系先由冯国璋、后由曹锟与吴佩孚领导，势力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京汉线各省。

前面我们说过，南方军阀主要有两个系统——唐继尧的滇军和陆荣廷的桂军。他们知道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重点在保存实力，在西南发展。西南最富庶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那是滇桂两系、北方势力和广东本省势力角逐的场所。为了抵抗北方势力吞并南方，或者北方势力为了统一全国，就必须争夺前一章所分析的山麓地带。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地看出军阀时期争夺的区域：（一）为了统治中国，必须控制北京的中央政府才能行动合法有道；也必须争夺武汉和长江三角洲，才有充足的资源。（二）为了巩固和发展南方势力必须争取珠江三角洲的财富。（三）为了统一全国或抵抗北方的侵略，必须争夺山麓地带。这样一来，在这三个区域中内战的频率很高，各方的军队也就集中在这三个地区。

以一个省为单位来看，如果一个省由一个大军阀统治，如山西的阎锡山或云南的唐继尧，省内的政权形态比较有系统，比较安定，也就比较简单。如果一个省由一些小军阀分治，情形就与全中国差不多。省内的防区相当于各派系分割中国。因为下面我们要分析四川，就以四川为例。其他由小军阀分治的省份——陕西、湖南、福建，情形跟四川相似。

四川的资源集中在省会成都和川东交通中心重庆。成都和川西平原是四川最富庶的农业区，附属于这一区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是产盐丰富的自流井（自贡市），以及川南货物集散地宜宾（叙府）和泸州。控制了这一个大地区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重庆从北方吸收嘉陵江的物资，从西方吸收资中、内江的糖，控制着长江上下行的货物和涪陵、万县的资源。掌握了这一大片地方也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围绕着这两大中心地带是一大群二等、三等地区，犹如二等县、三等县一样。这些次要地区有它们的战略价值，退可以保卫中心盆地，进可以向外发展。就像占据了我们所谓的山麓地带，可以进而威胁陕西的渭汾平原、湖北的中部平原、湖南的滨湖平原或福建的福州平原一样。

根据这样的战略地理的知识，让我们分析三次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或省际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然后分析在同一个时期中四川省一系列的省内战争——清除滇黔军的战争、清除北方势力刘存厚的战争、巩固川东的援鄂战争以及清除南方势力熊克武的战争。了解这些军阀战争的形态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反对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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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皖战争

袁世凯执政以来一个基本政策是在必要时以武力使中国重归于统一。1913年的内战和1916年的内战，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想统一中国和地方分权想维持高度地方自主的战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1920年的战争是前两次内战的继续。

但是，前两次是南北之战，而后一次是北方内部之战，怎么能说1920年的内战是前两次的继续呢？这得从1917年夏天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重掌政权的时候分析起。

1917年7月17日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的时候，北京政府有寺内内阁的支持，有西原借款的援助，有赋予合法有道的权威。北京不是一个无权、无勇、无钱的空架子。但是北京没有国会，没有总统（冯国璋是代理总统），没有副总统，而且冯国璋没有竞选为正式总统的意思。北京政府的法律地位很成问题。而南方又有一个广州的护法政府，威胁着北京合法有道的权威地位。如果能巩固北京政府的法律基础，日本的钱和北洋的军力可以用来消灭南方的反对势力。段祺瑞的看法是：“南北分裂使地方军人可以投机取巧，宣布独立，左右国政。”这种情形不能长期容忍下去。于是他反对督军干政，尤其是南方的督军干政。

在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的局面下，要达到段祺瑞的统一和军人不干预民政的目的，只能一面团结北方的武力来消灭南方的武力，以武力求统一，以战争结束战争，另一面用政党和党员来代替武人行使政权。这两个政策都需要钱，钱则多半来自西原借款。

先是段祺瑞在1917年3月成立了中和俱乐部，一年以后中和俱乐部变成了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不尽是段祺瑞或徐树铮的人，但是这两位皖系领袖可以左右他们，由他们占多数而操纵1918年新选出的国会。这样，皖系在总统和副总统的遴选、内阁人员的任免方面，势力远超过其他的派系。所以皖系可以主张不让军人干政。

但即使有参战军的军力，皖系也不能单独地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它必须与其他的北方军事集团合作。它用以号召“北洋团结”的理论，最好用徐树铮在1918年5月9日复张作霖的电报来说明：“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着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

这时，北洋的势力可以大体上分为四个集团：皖系、奉系、曹锟的势力、长江的三个督军——江苏的李纯、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这时，北京政府有钱，分享北京的政权也可以分享北京的收入和北京赋予合法有道的权威，战胜南方的信心很高，战胜了之后可以分享战争的果实——土地、资源和军队。北洋几个集团能否团结对付南方，得看北京的政权财权如何分享、战争的果实如何分享。为了找出一个分享的办法，北洋几个集团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

第一次天津会议在1917年12月2日举行，那时湖北的荆州、襄阳在石星川、黎天才领导之下宣布自主，湖南军队进攻岳州，北方大为震惊，对南作战几乎是一致的主张。从天津会议到1918年4月24日的汉口会议之间，南北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北方的团结发生了严重的裂痕。荆襄自主虽然失败了，但鄂西的局势并未平定。代表北方势力的刘存厚被赶出了四川，龙济光被赶到琼州，陈树藩被赶出了西安。不过在吴佩孚和张敬尧指挥之下，北军下岳州、取长沙，以张敬尧任湖南督军。

曹锟之所以派吴佩孚军入鄂入湘，第一是他有意于武汉的重要资源，第二是他怕奉系在关内的军力伸张到长江。湖北王占元之所以容纳北方军队入鄂，是因为岳州为南军占领之后他受到威胁。但另一支由山东督军张怀芝率领的征湘部队，沿津浦路南下，到了浦口，却被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所阻止，而且冯玉祥有李纯和陈光远的支持。让一支大军经江苏、江西去攻湖南，那对苏赣两省都是一大威压。南北统一之战必须以江苏、江西、湖北为运兵的要道，这是长江三督基本上反对武力统一政策的关键。北洋势力于是产生了第一个裂痕。

皖系为了联络奉系来对付其他北洋势力，在1918年2月让奉军到秦皇岛取用了日本运来的第一批军械，但在3月间第二批日本军械运来时却不依照原定计划分拨一部分给李纯。这样一来，皖系（主要是徐树铮）的作风造成了长江三督和奉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李纯和陈光远甚至以辞职来反对奉军南下。同时，为了酬答皖系的一大批军械，张作霖提出他的政治要求：拥护段祺瑞组阁，行责任内阁制；撤换长江三督；东三省设立高等军使，并且练兵三十一师；以武力平定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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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皖奉联合的情形下，段祺瑞希望能利用奉系同时控制曹锟，由曹锟而控制能征善战的吴佩孚。他的引诱是让曹锟出任两湖巡阅使，另一面却又推徐树铮为直隶督军以代曹锟，任命皖系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湖北既然在王占元之手，两湖巡阅使那一个辉煌的头衔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北洋的团结于是产生了第二个裂痕。

在汉口会议时，张怀芝不出席，带兵回到山东，怕重兵在外有失去山东根据地的危险；曹锟宣布他生了病，而且主张南北问题和平解决。

汉口会议失败之后，段祺瑞政策的重点在加强皖系与曹锟的关系，答应曹锟的两湖巡阅使改成了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在四川、广东毫无势力，只能在派兵作战克服之后才有利可图，湖南仍然在张敬尧手里，而江西督军是亲近曹锟的陈光远。这就说明曹锟为什么仍然按兵不动。曹锟的对策是在1918年6月召开了第二次天津会议，他对南作战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担负全部军费；军械由中央供给，他本人控制上海、德州和汉阳的兵工厂；他要求副总统的职位，以增强他在中央政府的力量。

第二次天津会议之后不久，皖系在南方的势力急剧地衰退。张敬尧在湖南不但不能向滨湖平原以外发展，而且他的贪污横行引起湖南人的反对；李厚基在福建败于粤军，福州的形势危急。这是1918年8月的事。恶劣的形势逼使段祺瑞向曹锟让步，允许曹锟为副总统，希望能用他的兵力再进行统一之战，也希望用他的关系调解段祺瑞与冯国璋及长江三督之间的冲突恶劣的形势使曹锟提高了他的要求，四省经略使必须统辖四省的军务，必须扩军两个混成旅和宪兵队、警察队，这样一来经略使署每月的费用达一百三十万元。

皖系和曹锟的关系还没有完全调和，皖系和奉系的关系却愈来愈坏。这也是1918年夏天的事。在关内的奉军已经经费支绌，徐树铮竟以奉军的名义领了三百万元，只发了一百八十万给奉军。西原借款，张作霖分到二百万元，吉林的孟恩远分到一千万，徐树铮也分到一千万。不但如此，徐树铮在东北招收土匪，编成军队，扰乱奉天的治安，引起奉军中下级军官的反对。段祺瑞不得不交还一百多万元欠饷给张作霖，招收的三个旅也交给张作霖，而且奉军借出的军械也交还给张作霖。皖奉的关系暂时虽然没有破裂，张作霖与徐树铮的关系却到了不可弥补的地步。

北洋势力到1918年夏天已经破绽百出，段祺瑞的最后一着棋是选曹锟为副总统，希望能由此而团结北方，进行对南战争。但是梁士诒领导之下的旧交通系、影响之下的研究系和一些安福系议员，为了与南方和解，选岑春煊或陆荣廷为副总统，也因曹锟收买选票的价钱太低，而拒绝出席选举，以致国会几次开会都不足法定人数三百八十三人。副总统既然成了泡影，曹锟又进了医院。

中央政府一天在皖系操纵之下，一天对奉系、曹锟、长江三督都没有什么好处。例如龚心湛内阁宣布1919年的预算亏欠二万万元，发不出军饷。但是徐树铮的西北筹建使署有的是钱，安福要人王揖唐代表北方到上海跟南方进行和平谈判也有的是钱。曹锟和张作霖才反对龚心湛，以靳云鹏代替他为国务总理。但安福系挟着他们在国会投票的能力，要求内阁之中司法、交通、财政三部长，财政、外交、交通、农商、陆军五次长，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长必须是安福俱乐部的人员。这样的把持中央政权只能加深皖系与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督的裂痕，同时加强反皖势力之间的团结。所谓的直系——曹锟、吴佩孚、长江三督大概是在这时形成的。

由第一次天津会议，企求北洋四个集团的团结，到1919年春夏之间皖系的孤立，这当中的派系变化极其复杂。而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如何分享北京的政权财权与北京赋予合法有道的权威，另一个是对南作战胜利的果实如何分享。在孤立的情况下，皖系又受到反日群众运动的冲击。1919年5月直到年底，因为山东问题，因为福建事件，皖系支持的中央政府在政治和道德上也变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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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和4月，直奉两系两度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徐树铮必须退职，边防军必须由陆军部统辖，安福俱乐部必须解散。段祺瑞坚持边防军不能交陆军部。安福系坚持1918年的新国会决不能解散。从1917年的最大条件——以武力统一中国，皖系退让到1920年7月的最低条件——保全军事和政治的基本势力。到最低条件也不能为直系奉系所接受的时候，南北战争就变成了直皖战争。

战争中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皖系第一路军（第十五师）刘询的部队不战而退，让吴佩孚能包围皖系曲同丰率领的第二路军。第二个值得注意之点是直系军队在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安徽等地接受皖军的投降，加以改编，于是势力和地盘很快地扩充。奉系军队也在直隶、热河、察哈尔收编了一部分皖军，剩下的有地盘的皖系军队只有浙江的卢永祥、中立了的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和福建的李厚基。第三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失去了地盘的皖系败军，例如湖南张敬尧的第七师和游移于鄂西豫西的吴光新的军队，有的被当地军阀收编，有的流为土匪。

皖系在战争中失败，政治上的势力也就随之而消失。煊赫一时的安福俱乐部变成了非法组织，由安福系操纵的国会不能继续它的立法功能。直系奉系在分享了战胜的果实之外，还得重组北京的中央政府。

这次从1920年7月14日到18日的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许比1917年反复辟的战争大一些。但是那一次反复辟战争，据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G.E. Morrison的估计，只有二十七个人死亡！直皖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许远不如1916年的反袁之战，更不如以后两次的直奉战争。

二、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以后，北方在陕南、鄂西、福建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以威胁四川、广东南方势力的安全，只有湘北是南北争夺的焦点。直系奉系虽然在1921年以后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但那不过是空话。真正的问题在两系的团结，两系的团结又得看中央的政权财权和地方的资源如何“公平地”分配。

为了求团结，徐世昌总统（1918年9月就任）和曹锟、张作霖协议的办法是：（一）直鲁豫巡阅使（曹）和东三省巡阅使（张）管辖的省份中，用人行政“得便利行事”——也就是“自由行动”的权力；（二）更换疆吏（督军）必须共相商榷，“以期内外如一”——也就是关内关外可以互相影响；（三）巩固内阁，不得已更换时共相示知——也就是内阁人选要曹张两人的同意；（四）中央如有重大事件共助办理。

这是直奉两系集体领导的中央政权，以徐世昌为总统，以靳云鹏为总理。协议中没有特别规定重开旧国会或选举新国会，也没有讨论副总统的问题。这些是牵涉南方利益的问题。对南方是和是战，仍举棋不定。为留下跟南方斡旋的余地，直系奉系只能达成关于中央政府临时性的协议。协议中比较重要的还是关于地方资源的分配——曹锟承认张作霖在东三省、张作霖承认曹锟在直鲁豫的最高权威，但是疆吏的任免还得经双方的同意。

为了解决地方资源问题，才召集了1921年4月23日到5月3日的天津会议。这时跟皖系奉系都有联络的赵倜被直系军队打败了，曹锟保荐直系将领又是奉系可以接受的王承斌为河南督军；跟皖系有密切关系的陈树藩给直系军队打败了，曹锟保举阎相文、张作霖保举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结果由大兵驻陕的阎相文继任。奉系在这次会议中的收获是张作霖以蒙疆经略使的身份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在这样的交换条件之下，保存了均势也保存了两系的合作。所以北方才有力量支持桂系的陆荣廷攻击孙中山，联络广东的陈炯明，维持湖南的赵恒惕。

但不久直奉之间的裂痕一个又一个地出现。张作霖经略蒙疆，从靳云鹏内阁取得了七百万元，但直系经略陕西只得到一百万，靳内阁偏袒奉系早引起直系的不满。至于地方资源的分配，张作霖取得了热河；同时湖北因为许多次兵变，王占元辞职，曹锟保举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而张作霖只能提出不孚人望的张勋，于是直系取得了湖北与武汉重要的经济资源。1921年山东督军出缺，直系主张调王承斌，奉系推荐鲍贵卿，结果是中立的郑士琦继任。到1921年年底，奉系在中央的权力大于直系，直系在地方的势力大于奉系。两系的团结还可以勉强维持，还可以面向南方。11月的保定会议，决定由直系军队围川湘，奉系军队围闽赣。直系可以用所得到的京汉路与武汉的资源来支付军费，而张作霖则必须更进一步地控制中央政府，取得日本的经济支持，才能扩大他控制之下的地方资源。这是1922年1月梁士诒内阁的大政潮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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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日的梁士诒内阁跟直系的关系向来不很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这在中央地力势力均衡的局面下，是直系所畏惧、所不能容忍的。用吴佩孚致卢永祥的电报来说，这是“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而梁士诒本人在1922年元旦赦免安福系在通缉中的人员，来促进奉系和皖系的合作，更是火上加油。1922年2月在保定举行的十一天的会议上，张作霖提出：（一）军人（指吴佩孚）不得干政；（二）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原任（不要管中央的事）；（三）梁士诒内阁重新视事。全部为直系拒绝。一些老迈龙钟的既军又绅的人——如张锡銮、张绍曾、王士珍等——的调解，不能找出一个调和双方在中央地方势力冲突的方案。战争就变成了唯一的办法。

动员二十多万人的九天的战争，双方的伤亡相当，一共四五千人左右。奉军投降的有二万五千人，不战而退出战场的有六万左右。但直系军队在山海关停止前进，奉系的根据地因为有日本的保护没有受影响。北京政府变成直系支持的政府——徐世昌在1922年6月辞去总统，梁士诒内阁由王宠惠内阁代替。直系请黎元洪再出任总统，准备召集旧国会，重新制定宪法，选举曹锟为总统。那是近代中国史上大家都知道的事。

三、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2年战争中吴佩孚麾下的两员勇将，一是王承斌，他升任直隶督军但失去了第二十三师的师长职位，原因是督军不能兼师长；另一位是冯玉祥，他升任河南督军，但在1923年10月调任陆军训练总监，失去了他养兵的根据地。早在1923年6月这两员勇将的军饷已经很有问题，所以才有包围北京总统府索饷的事。到1923年年底一个失去了军队，一个失去了地盘，两者都不满于吴佩孚。

至于如日中天的直系如何处理国家大政，曹锟和吴佩孚有不同的看法。曹锟的程序是先制宪选总统，恢复残破的北京政府的合法有道权威地位，然后才能安定大局；吴佩孚的程序是先安定大局才拥护曹锟为总统。程序的先后又和北京政府的经济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北京有限的收入只能用于筹办大选或者用来安定地方局面，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不能协调的看法，各行其是，双管齐下，结果是直系本身的分裂和衰弱，给奉系一个报仇雪耻的机会。

总统贿选每票五千元，浪费了三百万元。这笔钱也许来自法国的庚子赔款，改用金佛郎计算，中国损失了七千万元。同时曹锟又扶植中法实业银行复业，收到了二百万元的酬报。贿选的目的在为北京政府找一个合法有道的基础，但结果使直系变成1919年的皖系一样，完全失去了合法有道的根据。吴佩孚开府洛阳，他的政策是以孙传芳图闽，陈炯明图粤，以苏、赣、皖军队图浙，以杨森的军力图川。洛阳巡阅使署的经费每月七十八万元，四年之间支付的军费达六百八十万，多半来自京汉路和汉口的财源，北京的接济很少。到1924年秋天在闽、浙、川等地有一些成绩，但陈炯明退守东江，杨森退处川西，河南、湖南的情形并不稳定，而吴佩孚与萧耀南（湖北督军）因为财政奇窘而发生龃龉。在一系列的川、湘、闽、浙、苏、粤战争之后，直系是一支疲惫、穷困、内部分崩离析的军队，饷械和斗志都很缺乏。

奉军的军饷充足，装备训练都比较好，斗志也比较高，这是张作霖两年以来蓄意报仇的结果。直系虽然利用一些在东北反对张作霖的势力，如在绥芬区活动的高士傧，但没有什么成就。在1924年战争开始以前，曹锟托鲍贵卿访问张作霖，张作霖也派张九卿访问曹锟，想找出一个和平的公式。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看，1924年年底是直系势力两年来最弱的时候。河南的寇英杰倾向奉系，热河的王怀庆无意于战争，王承斌（开战时直军的副总司令）是奉天人且与张作霖旧有关系，冯玉祥被收买以致倒戈。直系饷械欠缺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战争不可避免时，才着手抵押铁路、税收，想从英美的银行、企业借款，同时又发军用票强迫绅商接收，所需的两千万元军费，只有湖北筹集了八百万。没有钱也许是直军不能买通津浦、陇海两条铁路运输援军的原因，没有钱也许也是南方北军迟迟不派兵援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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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方军阀最大的一次火并，也是战争中军队叛变最严重的一次。直军投降的人数估计在八万人左右。剩下的残余部队有九个师、六个混成旅取消了番号。这次战争的结果，奉军收编了败军，军力从战前的十七万增加到战后的三十五万。冯玉祥的国民军从两师六旅增加为八师十一旅，使冯玉祥变成全国政局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于地盘，张作霖由直隶伸入山东、江苏，控制了津浦路；国民军伸入了河南、陕西与直系的残余势力争斗，也伸入了内蒙古。为了阻止冯玉祥入湖北，张宗昌下江苏，东南八省在南京开会，组成联防，暂时仍由吴佩孚领导。直系损失了河南与陕西，保存了江苏、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一部分。

这三次全国性的大战，每次都先有一段交涉的时期，有人从中斡旋。交涉失败，双方宣战。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在每次战争中都有倒戈的现象，尤其以1924年的战争最严重。这也许跟收买对方的军队有关系。因为饷械都有限，战争的期限很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不很大，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因此战争的结果总是：（一）控制北京政府；（二）扩充地盘；（三）收编战败者的军队。换言之，这些都是分赃的战争，分赃不公平也就为下一次战争种下爆发的原因。这种形式的战争一直继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

1920年到1924年的四川内战在形态上是前面分析过的三次战争的缩影，也和湖南、福建、广东的内战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一）省内战争动员的军队少，规模小，军械差，破坏能力比省际战争更小。譬如1920年驻成都的英国领事Meyrick Hewlitt在城墙上观战，说那次战争好像英国Aldershot的操演一样，不是真的战争。所以战争可以继续下去，到一个比较长的时期——1920年驱逐滇黔军的战争从7月打到12月，1921年驱逐刘存厚的战争从2月打到3月，1922年到1924年驱逐熊克武的战争从1922年7月时断时续地打到1924年4月。（二）这段时期中四川的内战都有省外势力的干涉，滇、黔、陕、鄂和北方的军队或者直接参加，或者援助军火与军械，这也是川战能旷日持久的一个原因。1922年以前省外的势力还有南北之分，为了南方或北方的政治目的而争夺四川；1922年吴佩孚战胜了张作霖之后，侵入四川的黔军与吴佩孚合流，受直系的补助。

在省自治的口号之下，四川实际的军事问题是本省的军队由1912年的五个师增加到1920年的十个师，到1924年增加到二十九个师和三十个混成旅。在1924年四川有二十万军队，至少每年需要军费二千四百万元。四川本省的军队必须有防区，才能从防区中找到养兵的资源。重庆、成都、自流井、泸州、万县等都是富庶重要的防区。滇黔军占据这些重要的地区是川军不能容忍的事，这也是1920年四川战争的基本原因。滇黔军入川是1915—1916年反袁之战的事，他们以“客军”身份长驻四川，好像现代国家让外国人用它的纸币，把本国的通货膨胀转嫁到别国身上。这些“客军”一回到本省就会增加省的财政负担，掀起本省政治的不安定。滇军回到云南就引起了顾品珍驱逐唐敬尧的战争。

在驱逐滇黔军的时候，四川三个军系——熊克武、刘存厚、刘湘颇为团结，加之滇黔军的纪律很坏，唐继尧又借口广东有事不援助滇军，于是川军以优势的军力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

四川的三个军系之中，熊克武和刘湘当时都倾向南方，只有刘存厚听命于北京政府。于是他向北京保荐熊克武为省长，分享川西平原的资源；也保荐刘湘为重庆护军使，独占重庆的收入。他本人自然是北京任命的督军，四川分为九个镇守使区（防区）：

泸　州　杨　森　　　嘉、叙　陈洪范　　　建　昌　刘成勋　　　忠、万　邱华玉

合　川　陈国栋　　　绥　定　但懋辛　　　酉　秀　余际唐　　　夔、开　陈能芳

遂、顺　邓锡侯

这里面只有杨森占的泸州、陈洪范占的嘉定和叙府是比较好的区域，其他不属于他的队伍只分得一些穷苦边远的区域。他又把熊克武的势力分散到四川各地。分赃不均，使熊克武与刘存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为了备战，刘存厚扩军到十一个师，同时熊克武有一军、两师、一个混成旅和余际唐的江防军—万多人，刘湘有两师、两混成旅。实际上熊克武和刘湘的军力远大于刘存厚，经过一个多月的战争，刘存厚败退到陕南。熊克武战胜之后用的也是防区制——他自己的第一军占川东、川北，刘湘的第二军占川南，刘成勋的第三军占川西。此外的九个混成旅和十个旅分防各地。四川境内这时候没有客军，暂时团结起来，巩固川东的防务，推广川盐在湖北西部的销路和四川烟土（鸦片）的销路，这两者都是重要的军费来源。这样才有1921年秋的援鄂之战。

援鄂之战发生在湖北一系列兵变导致督军王占元下台的时候。在吴佩孚、萧耀南的大军对抗之下，川军败退四川。同时蛰伏在陕南的刘存厚，得到曹锟的援助，又打回四川。于是川军各派系争夺地盘的战争又开始。这是由刘湘领导的反熊克武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吴佩孚乘战胜张作霖的威望，利用杨森、刘存厚和黔军袁祖铭攻熊克武，而熊克武联络滇军反攻；双方互有胜负，成都、重庆几次易手。一些小军阀，有时保持中立，有时反复地在两方面作战。最后熊克武被逐出四川，从湘黔边境漂流到广东。

吴佩孚解决四川问题的办法是委任没有什么力量的邓锡侯为省长，以亲近北方的刘存厚为督军，以军力薄弱的田颂尧为军务帮办，以杨森为川东护军使来监视军力强大的刘湘。他的处理虽然没有影响到四川军人的防区，但成都和重庆的资源落到他能信任的人手里。四川的局势必然会因为他的势力消长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些小战役中，双方也宣战，发通电用传统的道德仁义来解释作战的理由。例如1922年7月，刘湘攻击熊克武为：“暴乱党徒……争权攘位，利己营私……”战胜的军队也收编败军，这是熊克武、刘湘、杨森等军力扩充的主因。交战之中，倒戈、改变方面的事极其平常，例如刘存厚倚赖的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都在1921年背叛了他，后来又在1924年跟他合作攻打熊克武。

为了统一，为了消灭军阀的割据，军阀们发动了许多次战争。战争愈多，军队也愈多，地盘的问题愈严重，养兵的问题也愈严重。打来打去，打出了一个蒋介石。不幸的是蒋介石并非中国的德川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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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一再努力恢复中央集权的局面，而地方的军―绅政权却日渐巩固。集权和分权两个矛盾的趋势挑起了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的“护国之役”以及1920年的直皖战争。在这几次内战中受战争破坏严重而又不受南北双方任何一方面完全统治的省份，提出用省宪达到自治，然后由立宪的各省联合起来统一中国。1922年的直奉战争再次掀起了那些省份对联省自治的兴趣。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南方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年直奉第二次战争之后，北方的局势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渐渐消沉下去。在1920—1924年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是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之外，另一个谋求统一的办法。

联省自治的背景我们在第三章之中略略提到过一些，这里我们加上两点考虑。第一，由立宪的各省联合来统一中国反映出中央政府的立宪工作失败了，所以各省希望由各省自己立宪，找新的有道合法的源泉，使政治行为和政策的决定有一个规律，这样来结束乱七八糟的局面。1920年以前的三次内战都是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集权的原则，以武力统一的方法来达到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同时南方的军―绅政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这样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有一个中央政府，广东也有一个中央政府。在南北这两大势力之间的一些政治军事领袖，于是主张由省自治达到联省自治。

这段时期中许多人用“自治”这个名词来表示大体相似而又很不相同的政治目标。它可以解释为“一省管一省自己的事”——湘人治湘、川人治川。所谓的湘人、川人，指的是湖南或四川的军政领袖，也就是那里的“军―绅政权”。它也可以解释为“人民自己管自己的事”，从乡到县、到区、到省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根据大家接受的宪法，选举行政人员。1920—1924年之间，倡导第一种意义的“自治”的军政领袖，远超过倡导第二种意义的人。

无论倡导的是哪一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用自治的省的联合来消除—切内战，达到中国的统一。他们的步骤是在每一个省之内用讨论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经济上的难题，订立省宪，先达到省的统一；然后由统一的各省联合起来，再用讨论和立宪的方式达到全国的统一。

这样的目的和步骤都是值得称赞和拥护的。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为什么没有实际的成就？这些公开宣布的目的和步骤是否只是表面文章？在表面文章的后面是否各省有各省真实的、自私的打算？

1920—1924年之间倡导联省自治的有许多省份——湖南、湖北、四川、陕西，这是介于南北之争中间的四个省；广东、广西、福建，这是受南北之争的影响的三个省；云南、贵州，这是在西南高原上不大受北方影响的两个省；浙江，这是直皖战后还可以由皖系控制同时又跟南方势力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省。这十个省中都有规模不一的自治运动。我们先看看联省自治运动最主要的省份，它们主张联省自治的环境、原因、方法，然后再看各派赞成和反对联省自治的理由，最后分析联省自治运动失败的因素。这样也许可以解答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先看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省份。

湖南的自治运动是在两个条件之下产生的，一个是张敬尧督湘时对湖南人的种种剥削，严重地伤害到湖南本地军人和士绅的利益，另一个是三次大的内战，尤其是1920年的内战，使湖南受了很大的损失。于是在驱逐张敬尧之后，湖南的军―绅政权想超出南北之争。首先是谭延闿再执掌湘政，请军绅代表在1920年9月13日讨论自治办法。但谭延闿在短短的执政期间滥发纸币，增加税收，来应付巨大的军饷要求，以致湖南省议会认为，赶走了北方的势力，达到了“湘人治湘”的自治，也不过是“以暴易暴”。用武力赶走了倾向南方的谭延闿之后，赵恒惕大力推行他的联省自治运动，支持他的有军人、绅士和工商界的人，如梁启超、熊希龄、范静生。1921—1922年湖南仍然不断地受到南北势力的干扰，不断地有战争。这些干扰和战争更加速了湖南自治立宪的要求。1921年年底湖南公布了省宪，1922年9月15日赵恒惕竟当选为省长。从形式上看来，这也许是四年间联省自治运动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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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在1921年主张自治的有两个派别，也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由段祺瑞委任的督军陈树藩，利用自治的口号来联络南方势力，对抗代表直系侵入陕西的阎相文。真正代表陕西本省势力的民军领袖于右任也主张自治，但他的目的是要所有的外省势力——皖系的陈树藩、河南的刘镇华、直系的阎相文——都退出陕西。

四川的自治思想开始于护国之战和滇黔军入川的时候。1919年北方势力所支持的刘存厚请北京政府任命九个镇守使，公推总司令兼省长来实行合法的军绅统治，于是挑动了1920年代的四川联省自治运动。在北京的四川自治运动宣言，明白地指出了四川联省自治的理由：

吾川介在南北，为双方所争，当局者时而托命中央，时而附和护法，或南或北，徘徊莫定，一误再误，民不堪命矣。惟及今力图自治，则战端可由之而弭。

领导这个运动的人是代表南方势力的熊克武和倾向南方的刘湘。其他的军人则摇摆不定。大致川东的军人对自治的主张比较热心。四川的知识分子（如重庆的自治期成会和成都的自治学会）和国民党人（如戴季陶、吴玉章、杨庶堪）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选举立宪等比较重要的工作，则由1921年的重庆将领会议和1922年的成都将领会议包办。

口头上湖南和四川的联省自治运动都要摆脱南北之争，但是在两省自治运动高潮的时候又发动了介入南北之争的1921年的援鄂之战。援鄂之战表面上的理由是帮助邻省的自治运动。赵恒惕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湖南既以自治号召天下，为自治而战亦名正言顺”。四川援鄂军统帅但懋辛的誓师词里说：“吾人固主张省自为谋，而省与省之间仍不可忘互助之谊。” “为自治而战”或“互助之谊”，跟“一省管一省自己的事”那样的“自治”是背道而驰的。这似乎表示表面上的理由之外还有更迫切的实际需要，使川湘的军队不得不进兵鄂西。

湖北要求自治有一些微弱的声音。自治的势力集中在鄂西，它之微弱乃因为湖北境内北方的军力太强大。那时在鄂北和豫南集中着战胜了皖系的吴佩孚的军队，省内又有孙传芳的军队和从湖南撤退的张敬尧的败兵。主持省政的王占元是一支急于想保持自己势力的军事力量，他所最怕的是吴佩孚势力伸入湖北。于是他一面要讨好于张作霖，一面提倡鄂、川、滇、贵、湘、赣的六省自治同盟。湖北内政之糟可以从1920—1921年一系列兵变看出来。那是湖北的“兵变年”，主要的城市和军事重地，例如武昌、宜昌、孝感、武穴等地方，都有兵变。王占元联络奉系与南方六省自治同盟失败，内政不稳，给吴佩孚伸入湖北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吴佩孚入鄂对四川和湖南是一大威胁，于是两省援鄂之战在秋天爆发了。

从湖南本身看来，援鄂的急迫的理由是谭延闿赵恒惕之战以后，省内的军队太多，划分了防区，各区自行收税，以致省库空虚。赵恒惕又不能裁军，只好把一些不属于他的部队派到湖北去找出路。这些军队包括程潜、蓝天蔚、鲁涤平的部队，他们跟南方的国民党有联系，驻扎在湘西湘南，对赵恒惕的新政权是一大威胁，对湘西的云南、贵州鸦片烟税收也是一大威胁。湘西是云南、贵州鸦片烟转运到长沙、汉口、上海的一条道路。从1920年到1934年，李烈钧的滇军、沈鸿英的桂军、蓝天蔚的杂牌军、熊克武的川军以及当地的五花八门的军队，一直劫持这一条路上的鸦片烟税。从宝庆到长沙每月的鸦片税在一百万元以上。《银行周报》，第19卷第10期，第7页。如果赵恒惕能利用联省自治的名义，调走客军和杂牌队伍，重新掌握鸦片税收，同时阻止吴佩孚军入鄂入湘，那对他在湖南的政权是最好不过的政策。

湖北对湖南的经济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湖南的米、茶、桐油、药材、矿产多半运到汉口，转售与上海或北方。湖南所需要的洋布、洋纱、石油等也从汉口运到长沙。如果吴佩孚控制了汉口，湖南政治军事形势会因之而起很大的变化。

四川本身的考虑略有不同。汉口和重庆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同于汉口和长沙的关系。四川的桐油、药材、猪鬃都输出到汉口，四川所需要的洋布、洋纱、石油来自汉口。四川是一个很重要的产鸦片的省，川土（四川鸦片）和云土（云南鸦片）由重庆、万县运到汉口。一条路是沿长江而下，另一条路是经过鄂西的施南。集中在汉口的川土云土每年的税收达两千万元。这些经济资源落到军力强大的吴佩孚的手里，对四川军人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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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绅领袖的另一个考虑是川盐的“楚岸”。“川盐济楚”是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淮盐不能运到湖北而采用的政策。川盐所“济”的是宜昌府、施南府、鹤峰厅。四川产盐最盛时，每年的产量是一千四百载。1918—1919年楚岸改用芦盐（河北盐）和淮盐，例如沙市用百分之二十的芦盐，宜昌用百分之四十的芦盐。川盐的销路损失了六百载。这些济楚的川盐多半来自川东的盐区。如果吴佩孚掌握了湖北，他可能在湖北扩大芦盐淮盐的销路，用以帮助直系在直隶江苏的势力，对抗奉系势力向南方伸张，但牺牲的是川盐的销路。川军援鄂也为了川土、川盐及其他的经济利益而战。保障那些经济利益，也就是保障川东军人从鸦片和盐取得的军饷。因此川东军人对援鄂也特别起劲。吴佩孚在湖北的胜利对川湘的自治运动会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

军―绅政权的主要支出是养兵，养兵才能巩固那个政权。在军一绅政权统治时期，有的军绅赞成中央集权，有的赞成地方分权；有的主张复辟帝制，有的主张保存约法。这些表面上振振有词的大政方针的后面，主要的考虑是如何找钱养兵、用兵来实现大政方针。联省自治运动也不例外。在湘、鄂、川，自治要用兵力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要找钱养兵才能实现。各省找钱的方法不同，于是各省自治运动的考虑也就不同。

从整个中国的政局来看，主张和反对联省自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看两三个学者的意见。

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认为中国是最不宜于行中央集权的国家。强行的结果必定是中央鞭长莫及，同时地方又没有人民的自治，于是只好由军阀来割据。消灭这样的军阀割据应该用的唯一的办法，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加强地方人民的自治（selfgovernment，不是autonomy），然后用联省自治来达到统一。章太炎、徐佛苏的理论跟胡适大致相同。社会主义者的李大钊认为南北的冲突、省与中央的冲突不能用武力来消灭，只能用联省自治来解决。不但如此，地大人众的国家多半由联省而形成联邦制的国家，由联省或联邦而达到大联邦、全世界的联邦，终以消除国界种界，消除一切的冲突。在五四运动和南北双方上海和议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左翼的知识分子多半一厢情愿地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他们办的期刊——《新安徽》、《新浙江》、《新江西》、《新山东》——是宣传联省自治的刊物；销路很广的《东方杂志》、《太平洋》、《改造》等宣传联省自治，希望用联省自治来打击军国主义，保障人民的权利。

同一时期，两个主要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对联省自治大体上抱反对的态度。

国民党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一直反对中央集权，这是1920—1921年国民党同情联省自治的根据。但是国民党在地方政治上的理论基础是地方自治（self-government，不是autonomy），地方自治的阻碍又是军阀的统治。国民党和学者们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消除这个阻碍。这个难题又使国民党犹疑不定。使国民党更加犹疑的是在有些地方（例如四川）它需要军阀的支持，在其他的地方（如陕西）又需要打倒军阀。它参加过1918—1919年的南北和平谈判，支持过四川和陕西的联省自治运动，但同时孙中山又组织过1921年和1922年的北伐。用和平也好，用武力也好，孙中山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军阀统治，达到地方自治。但是在他的北伐的过程中，他和广东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发生了冲突，终于发生了战争。

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跟湖南、四川、浙江军―绅政权的主张很不相同。他要求的是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事，以村、县的直接民主政权来消灭大小军阀。所以陈炯明才能支持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自治运动，所以1921—1922年孙中山和陈炯明争执的不是地方自治的理想，而在于孙中山不经和平协商的方式，在广东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形下，对北方用兵。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虽然攻击联省自治政策，但这并不表示国民党最后放弃了用和平方式达到统一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孙中山逝世之前不久，还一面组织北伐，一面又到北京与大军阀协商。他去世之后国民党才完全放弃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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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反对胡适的联省自治的主张，因为有实力的人主张的联省自治是“建筑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决不是建筑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据陈独秀看来，所谓的“联省自治”实际上是“联督割据。”省宪、省议会不过是军人驯服的工具，联省自治不过是军人的魔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中国的统一必须经过革命战争。

如果我们撇开学者们的理想和势力还微弱的政党的主张，中国当日的实际情形是北方最有力的军事集团——皖系、直系——主张武力统一，南方最有势力的军事集团主张联省自治。南方的军力不能征服北方，如果要北方接受联省自治之议，一定要能合乎北方主要的利益，解决北方主要的问题，同时也能合乎南方的主要利益，解决南方主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利益和主要的问题在于土地、资源、养兵。北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个大军阀统治着几个省（联省统治），为巩固这种统治而订立的制度是“巡阅使”或“经略使”制。南方的联省自治要把这种局面改成一个督军只管一省的局面。这个办法只能消除联省统治的大军阀，而不能消除督军和军―绅政权。

即使达到了各省自治的局面，省怎样“联”？没有人在1920—1924年提出过具体的办法。也没有人提出过在达到省自治之后和达到联省自治之前，那一段过渡时期里中国全国的行政组织如何产生，产生之后又如何执行它的什么样的职权。

即使联省的方式可以找到，过渡期中国的行政组织问题可以解决，依照陈炯明的建议，中央政府只负责外交、军事、对外宣战媾和、划分省与中央的财政、决定省与省的关系。这当中最棘手的还是军事与财政两个问题。陈炯明主张统一国军，由中央指挥，由中央担负军饷和军需。那样一来，必然引起几乎不可解决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问题。

这些实际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不讨论的问题。他们之所以避免这些问题说明了他们注意的是“自治”（各省的军―绅政权只管本省的事），而不是“联省”来达到中国统一。如果彻底实行，中国会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国家。

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的联省自治之议，实际上却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由，倡导“自治”的各省都是为了那几个省本身的自私的考虑。例如唐继尧在1918年倡议联省自治，是为他向外发展，滇军进兵鄂西川东有一个借口。既然考虑的只是自私的理由，那么各省之间利益的冲突，中国如何能在各省自治之后保持统一，就不是他们热心的问题了。

那样的联省自治之议，甚至在主张最起劲的赵恒惕的湖南，也免不了有好些令人不能不怀疑的行动。1923年夏秋之交，湖南受到南方军力的威胁，赵恒惕还可以提出“武力护宪”的口号。但是三个月之后，在更强大的吴佩孚的军力威压之下，他就只好宣布结束湖南的自治。

军―绅政权所支持和反对的联省自治是一句空话，一个梦想。正如陈独秀所说，那不过是“联督割据”，只能造成更大更深的混乱。湖南、四川、湖北，甚至陕西、福建，在这四年中，联省自治只为它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增加了政局的动荡。

当时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资源、养兵。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先从经济入手，犹如解决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问题应该先由“关税同盟”（Zollverein）入手一样。联省自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解决办法，试验了四年，既没有清楚的观念，也没有实际的效果，于是就被人遗弃了。

微雨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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